4月，國際知名法律評級機構Legalband發布的2020年度“中國頂級律師排行榜”，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彭俊再次入選國際貿易/世貿領域第一梯隊。而在年初，他剛剛第六度被另一國際權威機構錢伯斯列入“第一等級重點推薦律師”。

在業內，彭俊是與中國“入世”一同成長起來的首批律師之一。1999年至今的21年時間里，他和他的團隊一直堅守在涉外法律服務領域深耕，在美國對中國鋼鐵行業的“海關337調查案”、美國在WTO訴中國農業補貼案等廣受關注的國際貿易糾紛案件中，都能看到他和他的團隊活躍的身影。資料顯示，他和團隊截至目前已先后代理了數十起涉案金額10億美元以上的案件。“相比這些，能親眼見證國際舞臺上中國律師的成長、見證‘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具備全球視野、開闊格局，更讓人欣喜和興奮。”彭俊說。

入行之初，畢業于外交學院的彭俊就希望將來可以有機會攜專業報國，如今“千帆歷盡”，他依舊堅守著這顆初心，不曾改變。

首位中國籍WTO庭辯律師

彭俊是國內少數精通WTO法律的律師之一，已代表中國政府參與了十多起WTO爭端解決案件，并曾作為第一位中國律師在WTO爭端解決聽證會代表中國政府出庭辯論。

不過，這一過程并非一帆風順。

“我參加了三次上訴庭，2005年作為不說話的第三方，2010年作為不說話的當事方，2015年才作為說話的當事方。10年才有了機會說話。”5年前，首次在世界貿易組織總部日內瓦出席WTO案件上訴庭的直接抗辯后，彭俊曾發出如是感慨。

十年，漫長的等待之后，終于開始由“幕后”走到“臺前”，走向舞臺的中央，彭俊的經歷，也是中國律師這一群體在國際貿易/WTO法律事務領域那十年間話語權逐漸增強、角色緩慢變化的一個縮影。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WTO，“當時，我們中國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專業法律團隊，面臨巨大的在WTO框架下解決貿易糾紛的人才缺口。”彭俊說。

“入世”之初，中國商務部便采取積極措施培養中國自己的技術官員團隊和律師團隊，“一些此前從事貿易救濟（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法律服務的律師被召集到了一起。”彭俊說。他本人便是其中之一。

彭俊回憶，中國商務部采取了循序漸進的方式來打造人才儲備團隊，并成功借用了WTO爭端解決機制中一個很有特色的“第三方”制度。簡單來說，就是在這類案件中，中國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但案件適用的規則解釋和結果，關系到WTO成員國的利益，中國作為WTO成員國可以“第三方”身份派團隊參與其中。這樣做，不僅有助于維護國家的經貿利益，也有助于團隊加深對WTO爭端解決機制規則的理解，學會并靈活運用訴訟技巧。

2004年，彭俊首次接觸WTO的第三方案件；2007年，在“美國訴中國出版物案”中第一次接觸當事方的案子，直到數年后才有機會直接出庭辯論。

彭俊介紹，應對WTO案件，一開始中國商務部是邀請中國律師參與第三方案件，后來逐漸過渡到當事方案件，一開始中國律師只是做配角。通常商務部會請一個中國律所和一個外國律所組成團隊，并由外國律師主導整個過程，負責辯論思路的擬定、辯詞的起草和出庭辯論，中國律師通常只起輔助作用，負責收集整理證據、審核辯詞之類的輔助性工作。“整套規則都是人家設計的，我們只能從學生做起。”不過，雖然只是配角，但中國律師也由此獲得了練手的機會。

彭俊認為，中國商務部介入WTO案件的方式和態度，普惠了整個中國本土做WTO案件的律師。“也正是受益于此，加上大家的共同努力，若干年后，中國律師的專業能力有了實質性的進步，才開始嘗試著主導或者獨立承辦個別難度相對較小、風險相對較低的案件，并漸漸地由邊緣開始走向舞臺的中央。”

中國律師一直都在成長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貢獻者。2013年，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經濟政治影響力持續增強，與此同時，面對的國際貿易爭端和摩擦也日漸加劇。這一方面對中國律師的專業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為中國律師提供了大量實踐的機會，促成了這支隊伍的加速成長。

彭俊表示，中國律師這些年朝著深度、高度、寬度三個維度不斷拓展自己的能力和服務邊界，整體實力、話語權都有明顯提升。

首先，往“深度”走。以貿易救濟業務為例，中國律師最初只能做一些相對輔助性工作，后來逐步開始自己計算傾銷幅度、收集替代國價格、起草書面材料，甚至直接出庭抗辯，負責的工作專業性越來越強。

其次，拓展執業“寬度”。比如，擴大執業“國別”，除了美國、歐盟等主流市場，彭俊的團隊還陸續將業務拓展到了東南亞、印度、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市場。

第三，追求事業“高度”。就是將業務不斷向跨境投資并購、跨境爭議解決等方向推進。這些年，彭俊不僅作為中國政府的律師，協助中國政府開展對外投資協定談判；還先后在數十個海外投資并購和“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中，為中國企業提供專業法律服務。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正因為長期的積累和孜孜以求，如今中國的頂級律所在與外國律所合作中的地位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中國剛加入WTO的時候，我們從沒想過自己的律師也可以在這個領域與美歐同行平起平坐。”

彭俊畢業于中國外交學院，1999年獲碩士學位后，進入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工作。最初，他做的是私募股權投資法律服務，至今已代理過數百個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項目。而入行當年即作為中方企業代理律師之一，迎戰美國商務部首次針對中國企業出口濃縮蘋果汁產品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并在四年后成功幫助企業爭取到“零稅率”，這一契機，又極其自然地促使其將執業范圍拓展到了貿易救濟。2004年，與中國商務部合作后，彭俊開始接觸到WTO案件。全球投資驅熱后，應市場需要，他又開辟了新的執業戰場。

回顧自己這些年的職業生涯，彭俊說，“首先我覺得自己運氣比較好，入行不久便趕上了中國‘入世'，是時代發展的大潮為我提供了舞臺和諸多機會。而我們在國際貿易/WTO法律事務中能夠有越來越大的作為空間，更多的不僅僅是依靠我個人的成長，而是得益于整個團隊的壯大和日益成熟，一群志同道合且各有所長的人聯合在一起，有序分工，密切合作，如此才有可能支撐起我們今天的局面。而就個人成長而言，我最大的感觸之一是，人必須勇于突破自己，不斷走出舒適區，尋求新的發展。”

在一系列變化的背后，彭俊表示，其底層邏輯其實是相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通常的次序是產品先“走出去”，之后資本再“走出去”，“所以，我的業務也是由國際貿易救濟自然拓展到了海外投資”。這種事業方向的變化，本質上是依據客戶需求和時代發展需要而做出的調整，屬于“順勢而為”。這里始終貫穿的一條主線，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需要遵守和掌握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經貿秩序。

鼓勵企業主動應戰國際貿易糾紛

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國際貿易糾紛已成為當前外貿企業需要著力解決，并且也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

彭俊說，日益增多的貿易糾紛，很容易挫傷中國企業“走出去”發展的信心。而由于應訴費用大、曠日持久，勝訴難度大，致使不少企業因為缺乏信心，放棄了應訴。

“企業采取這種消極的應對方式，很讓人遺憾。通常我們更愿意鼓勵企業主動應戰，要維權，不要害怕，只要我們能夠準確、充分地運用各種國際規則和法律，企業并非只有被動挨打一個選項。”他說。

彭俊的底氣，來源之一是中國律師這些年的成長。

當年，作為中國商務部的律師團成員之一，彭俊首次在WTO爭端解決機構上與來自日本和歐盟的律師同行進行庭辯，一開始心里也很忐忑，“專家聽證會時，我面對的對手是曾經在國際律所和WTO工作過的歐盟委員會處理WTO法律事務的大牌律師JF，在那之前JF律師已經代表歐盟參與了90多個WTO爭端案件的法律事務，經驗豐富。因此，說實話，最初面對他時我心里確實缺乏底氣。”

不過，真正上了戰場后，彭俊不僅將緊張拋在了腦后，甚至開始享受起這一過程，辯論時也是毫無怯場。

專家聽證會結束后，握手告別時，專家組主席對彭俊豎起了大拇指，肯定了他的專業表現，“當時長舒了一口氣，心想，總算是不辱使命。”彭俊說。

JF律師事后也曾感慨說，“與中國在WTO上打官司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彭俊還記得，之前他承辦中國和東南亞某國合作的一個大規模投資項目，中方企業最終選擇將案子交給他們團隊負責，可心里并不那么踏實。“雙方見面，在向對方介紹我時，我明顯能夠感覺到客戶底氣不足。”不過，第一輪談判結束后，外方合作伙伴對中方企業代表說，你們請了一個很好的律師，中方企業代表這才長長地松了一口氣。

彭俊的親身經歷說明，經過多年積累，中國律師的專業能力已顯著提升，中國律師是有價值的，能夠做得很好。

從勝訴的案例中，我們也能看出這一點。

2016年4月26日，美國鋼鐵公司指控部分中國鋼鐵企業生產、銷售的部分產品存在不公平貿易行為，要求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啟動337調查，禁止被訴產品對美銷售。

“這一次的調查對象包括寶鋼、首鋼、鞍鋼等40家鋼鐵企業，中國所有大型骨干鋼鐵企業都在其中，這在中國遭遇的美國337調查案件中是前所未有的。最終的結果，不僅關乎企業的利益，一旦敗訴，還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其他有關國家和地區政府以貿易轉移為由對中國鋼鐵產品采取進一步的貿易限制措施，以此遏制和打擊中國鋼鐵產業。”彭俊說。

隨后，中國商務部迅速通知中國鋼鐵協會和涉案企業，鼓勵企業拿起法律武器，積極開展應對工作。

彭俊的團隊受多家中國鋼鐵企業委托，參與到這一案件中。

該案一度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2018年3月19日，經過20個月艱苦卓絕的努力，中國鋼鐵行業和鋼鐵企業終于在337調查中取得了反壟斷、盜竊商業秘密、虛構原產地三個訴點的全部勝訴。

彭俊鼓勵企業主動應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危機爆發時，機遇可能會出現在硬幣的另一面。

2001年，美國對浙江一家球軸承企業發起反傾銷調查。當時這家企業的股東如臨大敵，紛紛轉股退出，有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架勢，企業前景堪憂。然而，經過努力，彭俊最終幫助這家企業成功實現了行業中唯一獲得零稅率的結果。后來，該公司的業務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實現了大幅增長，令一眾之前退出的股東后悔不迭。

“一旦企業認識到，危機背后可能蘊藏著巨大的機遇，變被動接受為主動應戰，它就不再僅僅是一個法律技術問題，而是一種戰略思維了。”彭俊說，這類調查針對的往往不是某一家企業，只要在應對的過程中自己表現得比同行業其他企業更加出色，那么，即便是最終沒有拿到零稅率，也可能因為在競爭中展現出了比較優勢，后期拿到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實現逆勢增長。

這種思維也對律師的服務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使得我們在為企業服務時，不能再僅僅著眼于對貿易救濟做技術細節的分析，而要同時從整體的行業分析切入，思考如何才能幫助企業實現維持和擴大出口等戰略層面的目標。不僅從法律上，而且從商業角度考慮如何幫助客戶達到目標。”彭俊說。

“更進一步往前走的話，對于那些細分領域的龍頭企業而言，就不僅僅是由被動挨打轉向積極應對了，而是要更多地從全球布局的角度去思考。比如，是不是到其他國家開設新廠，對原來的競爭者、全球供應商進行整合，避開美歐貿易救濟的大棒，通過主動開展全球布局，以使自己走得更遠。”彭俊表示，能夠看到中國的企業家們不僅越來越尊重規則，更懂得了運用規則來為自己服務，他由此獲得的喜悅和成就感遠遠超過了自己代理的單個案件取得勝訴，“在這類案件中，我們律師只是一個戰略‘幕僚'的身份，其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是企業家本身，借助律師的專業知識和經驗是他們全球布局、實現更大戰略目標中的一個環節，我覺得這種轉變是更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雖然，當前具備這種戰略眼光和全球布局能力的企業只是少數，但彭俊相信，這類企業一定會越來越多。

他也希望，一旦面臨國際貿易糾紛，企業可以更理性、更積極地去應對，并相信中國的律師團隊。

用國際規則和法理邏輯“講好中國故事”

從事涉外法律服務的時間越長，彭俊越深刻感受到了要贏得“官司”，獲取“法官”和更多人的支持，就必須在遵循國際規則和法理邏輯的基礎上，用國際視野和創新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

“首先，最大可能地客觀描述一個正面故事，更能贏得裁判的信任。”他說。

承辦“日本和歐盟訴中國鋼管反傾銷措施案”時，彭俊與自己律所同事符欣、指導老師R律師組成了中方“辯護團”，從一開始他們便達成了一個共識：出庭不是去吵架，而是去講一個中國好故事。“事先我們就明確了一點，即我們庭辯的真正目標是說服法官，而不是說服對手，而相對來講，更容易贏得法官信任的方式，是客觀描述一個正面的故事。”

在那個案件中，歐盟采取的主要策略是通過書面陳述描繪一個惡意的中國調查機關。彭俊回憶，“我們希望給專家組的法官留下一個客觀講述者的形象，首先，我們承認了當初裁決時所依據的數據并不完美，但我們同時主張，中國的調查機關面對不完美數據，并沒有簡單地決定接受或拒絕，而是盡到了勤謹的條約義務，給予了應訴企業解釋和說明的機會，這種做法本身是合理合法的。相反，面對調查時，應訴企業并沒有盡到責任，就相關問題給予明確的回復，這種態度與裁決結果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

這一辯護策略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在庭辯現場，甚至在作為歐盟戰友的日本代表團中也有一些成員在頻頻點頭。

“其次，講好中國故事，還必須在國際視野下，尋找最大公約數的共同利益群體，找到大家共同關心的利益訴求點。”彭俊說。

多年來，中國在WTO的案件面對的現實情況都并非是“得道多助”，“很多時候，我們認為自己占理，可站出來支持中國的“第三方”成員方并不多。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我們過多的強調了中國自己的國情，而對其他成員方來講，他們擔心支持中國特色，有可能會給整個WTO規則體系帶來系統性的沖擊。”

不過，在美國訴中國農業補貼案中，彭俊找到了得道多助的感覺。

2016年9月13日，美國就中國對小麥、大米、玉米等農產品采取的相關國內支持政策向WTO提交磋商請求。美國主張，中國政府對三種涉案農產品提供的國內支持水平超過了中國入世時承諾的水平。

這個案件的焦點之一是參考價格的“基期”。彭俊說，美國主張以WTO農業協定中規定的“1986-1988年”為基期，中國主張以中國入世文件中規定的“1996-1998年”為基期。“如果參考價格按照美國主張的1986-1988年為基期，意味著計算出來后中國的補貼額會更高，因為那時農產品的價格更低。”

由于在WTO成立之后還有不少國家如中國一樣是新加入WTO的，適用哪個“基期”的參考價格，與這些國家的利益同樣密切相關。所以，這些國家不僅關注著事情的發展，而且積極發出了支持中國的聲音。最終，WTO專家組支持了中國的主張。

“實踐證明，遵循統一的國際規則，尋找共同關心的利益點，更有助于講好中國故事，贏得更多人的支持。”彭俊說。

涉外法律服務人才的培養是個戰略問題

當今國際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

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高度融合互動，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涉外法律服務工作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凸顯。2017年初，司法部等幾個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業的意見》，對涉外法律服務作出全面部署，加快了我國涉外法律服務人才的培養。

“希望在更好地為中國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的同時，中國律師將來在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執行上也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彭俊說。

他表示，中國法律人自己要努力是毫無疑問的，但涉外法律人才的培養，更應該由國家將其上升到一個戰略高度來看待。

當然，這并非意味著自此以后不再聘用外國律師，很多時候，外國律師的優勢會是長期客觀存在的。只是我們必須打造一支中國自己的專業律師團隊，否則難以適應發展形勢的需要，而且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吃過不少虧。

“目前全球排名靠前的律所多為英美律所，而從全球發展趨勢來看，隨著近年美國的不斷‘退群'，中國正逐漸扛起全球化的大旗。未來，中國是最有可能成為繼英美之后真正邁向律師全球化發展的國家。”彭俊說。

中國律師的最大優勢就是不僅了解國際規則，而且更懂中國國情。彭俊認為，中國律師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企業和中國企業家的發展戰略、經營思路，并借助業務創新，定制能夠滿足其發展需求的法律服務方案。而不少國外律師同行的工作程序基本是既定的，按部就班，缺乏創新熱情，因此很難主動去迎合中國企業的戰略思考。

“說實話，最初參與WTO第三方案件時，我們真的可以說是什么都不懂，可商務部還是愿意聘請中國律師，正是出于一種前瞻性的戰略考量。我們只要把時間尺度拉長到十年、十五年后就會發現，這期間成長起來的中國律師隊伍，在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正當權益、促進中國對外開放方面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彭俊說，反過來，中國律師也應該對得起國家的這種培養，拼盡全力使自己盡快成熟起來，回報國家的期待。畢竟，國家的支持并非施舍，其目的是為了讓我們自己的隊伍盡快成長、成熟起來。

律師專業能力的提升，需要借助大量實踐，靠一件接一件的個案訓練，沒有捷徑。“就法律服務而言，我們應當始終銘記一點，相較西方發達國家，我們始終是一個后發者、追趕者，只有把吃苦視作一種常態，拼命積累經驗，才有可能后來居上，實現‘并跑'，甚至‘領跑'。”彭俊說。

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

如今，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有抬頭趨勢。

自從中美建立貿易關系以來，兩國貿易爭端一直不斷。2018年，特朗普政府不顧中方勸阻，執意發動貿易戰，掀起了又一輪的中美貿易爭端。

彭俊說，“從我個人觀察到的情況來看，貿易戰對律所的貿易救濟業務確實產生了很大影響。面對貿易戰，一些企業家的態度也相對消極，在他們看來，官司打也得加稅，不打也得加稅，那又何必打呢，所以，最后放棄了爭取。不過，像細分領域的一些龍頭企業，它的成本優勢、產業鏈優勢依然客觀存在，市場需求還是很大，所以，他們更多的不是投降了，退出市場了，而是積極調整、改變自己，去適應新的變化、新的環境。”

“企業的產業布局、利益增長點也在變化。”彭俊表示，以海外投資為例，以前更多以并購為主；“一帶一路”推進建設以來，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導向的境外投資增多；近年以產能轉移為導向的境外投資則顯示出明顯的增長，“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后，各國境外投資政策有所收緊，不過，應該說中國經濟和中國頭部企業還是表現出了非常強的韌性。”

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所有人原本的生活和工作軌跡。

疫情對彭俊他們的工作也帶來了不小的影響，“原以為兩三個月就能熬過去，沒想到疫情卻在全球爆發了”。不過，他們團隊接到的爭議解決業務出現了增長，近期隨著國內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和各行業復工復產，國內的業務也在逐漸恢復。

業務量減少的這段時間，彭俊他們準備對以往一些項目的經驗教訓進行梳理，將相應的文件、程序加以標準化，并加強了內部培訓，“2008年金融危機后，境外的投資和并購是有一個反彈的。我們得為疫情結束后可能出現的類似情況提前做好應對準備。”

1999年研究生畢業進入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后，彭俊就再未離開。他曾說，“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可能也是最后一份工作”。

彭俊解釋，“我喜歡這支團隊。我們所的創始合伙人田予律師是引領我進入這個行業的人，對我有知遇之恩。我們團隊的另一高級合伙人楊晨、現在的決策委主任，則是一位極為難得的帥才。整個律所，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合作愉快、默契，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因此，進入律所21年來，我從未想過離開，將來可能也不會。”

這句話還有另一層深意，就是在彭俊心里，他把現在的工作視為自己終生的事業。“做涉外法律服務，在國際舞臺上，代表的往往是中國企業和國家的利益，因此常常有一種使命感。而能夠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國家、為中國企業的發展做點事情，我真的感覺是件很有成就感、很幸福的事兒。”彭俊說。

他還透露了一個引人思考的細節。在國際貿易/WTO案件中與對方律師辯論，他曾因愛國心的驅使，辯論時有些“自亂陣腳”，“我總覺得自己代表的是國家的利益，因此無論他說什么，我總想著要把它駁回去。十幾分鐘之后我才回過神來，我已經完全陷入了對方律師的邏輯。于是，我趕緊靜下心來，主動向專家組建議將辯論內容、核心問題重新梳理了一遍，回到了自己的邏輯中來。這讓我事后意識到，一位成熟的律師，必須做好這種愛國心、使命感和自己專業表現之間的平衡。”

“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這是田予常對自己律所同事說的話，彭俊對這句話印象深刻，也很認同。

時間新故相推一往無前，奮斗接續發力永不止步。在業內，彭俊是出了名的勤奮，20年如一日，他始終保持了工作上的高強度和快節奏，這既是一種自我要求，更因其一直懷有的那顆專業報國之心。歷21年風雨，彭俊的這份初心，正應了最近網絡上那句流行語，“還是曾經那個少年，沒有一絲絲改變”。